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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梳理世界现代化路径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鉴

发布时间:2019-06-08 22: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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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罗荣渠曾做过这样的定义,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指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家水平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

按照上述定义,观察过去的300年,有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较成功,有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跌宕起伏,还有些国家与现代化目标渐行渐远。“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拥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一条独特道路,无法完全模仿某一对象。但充分了解其他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寻找其中的共性与个性经验和教训,对当下的中国当然大有裨益。

机遇与创新

抓住国际机遇,对于一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英国在18和19世纪抓住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成为当时的世界强国。德国19世纪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成为欧洲强国,在20世纪抓住两次工业革命机遇成为发达国家。日本在19世纪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扩散机遇实现经济起飞,在20世纪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冷战机遇实现战后复兴,成为经济强国和发达国家。韩国在20世纪抓住冷战和两次工业革命机遇,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芬兰和爱尔兰在20世纪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机遇,成为发达国家和竞争力居世界前列的国家。

机遇是外因,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机遇在前,与时俱进,创新行政与治理的体制与机制也是核心问题之一。在一个时期“管用”的体制机制,不见得在下一个时期依旧“管用”。这需要一国政府敏锐地捕捉社会发展趋势,精于利用同时代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断调整、发展行政与治理的机制和政策。一个行政低效、治理缺失的国家,抓不住稍纵即逝的机遇,也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

西班牙帝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其议会由三部分组成:宗教院、上院和下院。当年,宗教是西班牙维持国内政体的重要手段,教士还为西班牙帝国的扩张发挥了巨大作用,西班牙以区区数百万人口吞并几乎整个美洲,依托宗教的“文化侵略”收获了自身的利益。但在文艺复兴之后和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欧洲,宗教势力却对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效能造成了严重拖累。

在行政与治理方面,中后期的苏联也有深刻教训。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的官僚制度成为日益严重的顽疾。中央政府机构繁多,部委机关动辄上百,加盟共和国政府又依样复制,造成“叠床架屋”局面。机构臃肿、组织繁杂、条块分割、政令不畅,最后导致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失去活力。

相比之下,普鲁士(德国)的文官制度值得一提。相对于同时期欧洲诸国的贵族治国模式,普鲁士很早就注意到建立职业公务员队伍的必要性,并在选官、用官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使普鲁士得以在19世纪率先形成一个职业公务员组成的文官制度,这一制度有其机械之处,却颇为高效。职业文官与其在军队的投影——总参谋部,是普鲁士(德国)能够迅速崛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战”后的日本,职业文官制度同样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这批日文中称为“官僚”的职业公务员中,最核心的群体是所谓“一类公务员”——他们的人数并不多,通常出身于名牌大学,经过严格考录之后选入中央省厅,其后则快速晋升,且两三年一次更换职位,不断丰富履历、拓展视野,最终成为各个省厅的课长以上官员,实际负责整个国家的日常运行,被视为日本政府中的精英,其人事安排不随政局动荡而变化,队伍相对稳定,制定的政策具有长期性。战后日本的政局经常动荡,首相和内阁更迭如“走马灯”,但这种文官制度在“政治”与“行政”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保障了政府的运转。

能否及时应用新技术,也是一个政府行政治理能力的标志。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重视科技的作用,虽然其科技体制各有特色,但科技在保证国家成功和维持世界先进地位方面的作用则大同小异。上世纪6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量使用计算机,从一开始的大型计算机,到后来的个人计算机以及相应的自动化办公设备,同时注重利用大型项目(如“阿波罗计划”)促进计算机设备发展,推广其应用。技术上的快速升级,不仅大幅提高了美国政府的运转效率,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的技术发展。而在同期,苏联则忽视了计算机技术对于社会生活的重大意义。自70年代之后,苏联在计算机领域对美国的差距显现出来。

如今,互联和通信手段的发达,为各国政府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央政府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获得来自四面八方的细息,但“了解”并不等于有效“掌握”和“控制”,更多的信息也并不必然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时效性。同时,基于互联和移动通信技术的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社会生活方式也在随之改变。如何面对新技术与新社会环境,如何驾驭新技术,适应新社会环境等等,都是历史对当代大国政府提出的要求。

财富与产业

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早期,存在耐人寻味的现象:几个先发的殖民主义国家,曾经利用殖民掠夺和奴隶贸易等手段一度拥有巨大的财富,但这一财富并未使其维持长期领先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正常发展。

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之后,西班牙迅速在美洲扩张势力,最盛时领土及殖民地面积达到2000万平方公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美洲开采的黄金,只要一出矿山,就要向西班牙王室缴纳20%的税;而如果黄金要从美洲运回欧洲,则必须使用王室拥有的西班牙大帆船,王室还要从运输途中再抽走20%。据不同的研究者估算,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黄金达到约2000吨,白银超过10万吨。

但海量金银并没有使西班牙走上产业发达的道路,反而造成了所谓的“贵金属依赖症”。在手握大笔财富的情况下,西班牙贵族们并无动力发展实业,反而挥霍无度,沉迷于生活享受,这使得西班牙成为一个消费国。黄金和白银经过西班牙,流向法国、德国和英国,甚至流向东欧的手工业地区。西班牙这一最先“致富”的国家,却并未能够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锋,只是当了个“过路财神”。其财富并未成为真正带动经济的“资本”,而是消磨了国家的上升精神,抑制了产业发展。

与此相反,英国凭借工业革命一跃成为欧洲最强国家;美国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抓住电气化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军工需求等机会,成为世界产业的中心;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方针下,明治维新的日本从落后的封建制国家进步为近代化工业国。苏联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甚至不惜付出工农业“剪刀差”造成的沉重社会代价,最终用短短两个“五年计划”,就跃居欧洲工业国的前列。

在“二战”后经济快速发展中,日本始终以明确而坚定的国家意志不断推进产业升级,从起初出口纺织品和生活用品,到出口家电和汽车等低端消费品,最终升级为出口中高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即使在经济长期不景气的今天,日本经济仍能靠有所萎缩但基础尚在的产业底子勉力支撑。

当一个国家聚拢起一定的财富时,应当如何运用?对于一国政府而言,应当如何确保资本流向产业和实体经济,流向能够确保本国经济长远发展、国力切实进步的领域,而避免出现各种泡沫?这些都是历史留给人们的问题。日美在这方面也都有沉痛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日本将积累起来的财富投向房地产等,直接造成此后“泡沫经济”的出现和“失去的20年”。90年代,美国互联经济的繁荣让人记忆犹新。但此后,在“钱生钱”的逐利诱惑下,迅速聚拢的财富过度投向虚拟经济甚至是投机交易,成为后来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肇因。

思想与文化

崛起的大国必须有自己的文化实力。这种文化实力并不是凭空制造出来的,也无法照搬复制。一国需要将自身文化特性与现代化有机结合,才能创造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文化。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在现代化过程中,均建立了富于特色的文化。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与美国。

虽然俄罗斯民族起源较早,但近代意义上的俄罗斯历史并不算长,而且长期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而自彼得一世改革后,俄罗斯在近代化、现代化过程中,用不到300年时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现代俄罗斯文化,这种文化是植根于现代化社会,仍在不断自我发展、自我丰富的。芭蕾舞和油画均不是俄罗斯发明的,但俄罗斯在这两方面却获得了辉煌且富于特色的成就;工业化并非源于俄罗斯,但俄罗斯及苏联却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

与俄罗斯相比,美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吸收了欧洲多国的传统与文化,通过西进运动、南北统一、经济崛起、世界大战、消费市场繁荣和娱乐业发展等过程,创造了独特而影响颇广的美国文化。

从俄美经验看,一国能否建立独立的“现代文化”甚至“现代文明”,关键在于如何将本国特性与现代化相结合。一个当代大国的文化,必须既能体现其特色,对外界富于吸引力和感召力,又能够具有时代生命力,能够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大国不能拘泥于传统、抱残守缺,也不能丧失自我,照搬他人。在欧洲,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艺术重现,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进步的情况下,为旧有文化传统赋予新的生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是时代勃兴的自然体现。

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日本也曾经走过“全盘西化”的道路,试图实现“脱亚入欧”。但最终现代化的日本,仍是具有独特文化的日本——既具有现代文明,又处处可以体现这是“日本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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